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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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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知青文集》读后
作者 | 曹钦白
1976年我从部队复员参加工作以后，陆陆续续看了许多写知青的作品和知青写的作品；类似《二附中老三届知青文集》的作品，也看过南京战友寄赠的一本。自己也写过若干回忆知青生涯的文章。对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讨论，不算陌生。
在上山下乡半个世纪以后，我为什么还对母校知青文集的编撰这么感兴趣，愿意全情投入呢？还是孔夫子的那句老话“爱有等差”！就大的方面，我可能对知青题材有些审美疲劳，但就微观方面，对与自己曾经那么贴近的同学的命运，还是不由自主地关注、关心。因为曾经的共同点，使他们成为自己迄今为止奋斗和命运的镜像。
作为初六八级的一名老三届，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一级在包括二附中在内的老三届群体中处于边缘地位，本人不善交际，则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原因不言而喻，一是年龄的差距，二是知识的差距，三是在校时间的差距（六六级在校时间五年，六七级四年，六八级三年）。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我们相比高年级，与学校、与老三届群体都比较疏离。当然，少数同学例外。
因此，当我看了文集以后，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关于母校，关于与我有着共同命运的校友的信息量很大。
首先，知道了在宝鸡县硖石公社和扶风县法门公社插队的校友下乡和以后工作的大略情况，初六八级以上的初中高中大部分同学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
其次，知道了同是在长武县巨家公社下乡的同级其他班同学的大致情况。
第三，发现了高年级与低年级同学当年下乡表现的较大差异；还有同是初六八级，但不在一个班，也不在一个队，却因种种原因而造成的表现差距。
这些信息促使我重新反思基于个人经验对上山下乡的评价。
我强烈感到，同是下乡，由于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差距，我们和高年级同学在下乡中的表现反差相当大。
从高年级同学的回忆看，绝大多数同学听从领袖号召，一方面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方面也把领袖“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话挂在心上，将发挥知青的才干，改造贫困落后的乡村作为使命！
于是我就看到了党军等同学，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村子落户，即便后来公社要将他们调整到条件好一些的村子也坚决不去；我看到了宋敬业同学可以与费孝通《江村经济》调查相媲美的长达25000多字的《孙家山纪实》，从生产队的地理位置、人口、土地、牲口、种植、养殖、分配、社会运动到知青的生产生活以及最后的招工等等各方面做了详尽的描述和调查，非有心人、非把自己当作生产队的一员，是难以完成这样的文字工程的。
我还看到了孙家山的知青们下乡不久，就以他们的真诚和能力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分别担任了生产队的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赤脚医生、大队教师、试验田的技术员等中坚角色，促进生产队在科学种田和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看到了，王宁宇同学在生产队的支持下，对小麦、玉米、高粱等进行了引进、实验、改良等科研，取得了显著成效。他的《我的知青岁月》中不断出现的种种术语，看得我目瞪口呆，这哪里是一篇回忆，简直就是一篇如假包换的科研报告。
还有金英等，干一行爱一行，成为优秀的乡村教师；孟雯华等成长为优秀的赤脚医生；周汉城曾经一身三任：生产队会计、小学民办教师、双代店收购代销员，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但却乐在其中。
边振才则专门跑回西安郊区农村家中为生产队培育红薯苗，付出不知几多，却只记工分，不拿一分补贴。袁守谦、王子今、魏力生为给生产队和社员买猪娃，扒火车到天水农村集镇，饥餐露宿，受尽辛苦。
还有，下乡的第一年，就有许多男女知青自发扒火车到大寨学习……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一种自觉在艰苦环境中磨练自己的精神，是一种把自己当做生产队主人翁的精神，是一种改天换地的冲天豪情！
反观我们初六八在长武的同学们，以我有限的观察，不是没有如初六八己班张佩霞同学在《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写到的和乡亲打成一片，过好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并且被公社重用抽调参加工作组以及文艺演出等的光彩，但我们更普遍的只是生产队的边缘人，有你可以，无你也随便；
好一点的是每天参加劳动，不生事端；差一点的就是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甚至偷鸡摸狗，和农民打架（有几位同学在回家的路上不知是打了农民还是什么事，被彬县公安局拘留）。
初六八甲班张在荣同学在《强村失窃案》中记述了一起同队男生私刑审讯偷盗嫌疑人的事件，最后调查处理下来，不但案情翻转，知青吃了大亏，而且一位知青被判“监守自盗”，处以三年的重刑。
在此之前，我们队的一位同学因为被农民欺负，于是我们大队和尚家队的知青当晚出动报复，打了那个农民。这事当时动静也很大，但县上调查后不了了之。
还有，有些队的同学不会处理相互关系，矛盾重重，集体灶维持不下去，最后十来个人分了四五个灶，一套灶具，你做完饭，我再做。我看到他们过的这种日子，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离开。
1970年末招兵，我在目测被刷下来的情况下，找人当了兵。
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就看出了高年级和低年级之间无论在扎根农村，还是在处事待人，以及自律等方面的差距有多大。据有的学长说，高三同学在1977年高考开始后，凡是报考的无不遂愿；而初一的我们差距太大，多数不敢报考；只有少数觉悟早的，工作期间不间断地学习，成为我们中的幸运者、佼佼者。
在老三届1968年下乡后，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1980年，全国据统计有2000万城镇知青下了乡。
整体反映和评估，正如书中一位同学所引述的邓小平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中央不满意，知青及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失败的运动。
但具体到不同知青个人对自己这一段经历的评价方面，却并非这么全盘否定，而是表现为四种态度：一是青春无悔；二是青春无愧；三是浪费青春；四是只不过是转换了一下学习模式。
这四种认识，在本书中都有表现。
第一种，在高小玲同学的文章标题中就直白地表现出来了，《岁月如歌，青春无悔》；第二种，可以参看边振才同学的文章《苦乐年华话作为》；第三种，可以参看郑大林同学的文章《那一年，我们16岁》；第四种，可以参看舒安同学的《给我的知青朋友们》。
我个人感觉，就本书作者的主体，也就是大多数同学的回忆和认识来看，他们的认识集中在第二种态度方面。
他们不否认文革是一场浩劫，也认为上山下乡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是囿于对领袖的无条件信任，以及尚缺乏独立分析和思考的能力，就自觉地把下乡当作学习教育的场地转换，决心在农村的劳动中锻炼和提升自己。
当他们在劳动生活中逐渐发现现实和宣传的反差后，多数是感到困惑，寄希望于上面会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却没有能力认识到问题背后深刻的观念性和体制性的根源。只能以个人在小环境中的“独善其身”来安慰自己。
这种“独善其身”的表现就是上述积极参加各项劳动，参与生产队管理、科学种田以及社会活动等等。的确，他们以自身较高的素质和文明，在局部范围也影响和改进了社员的观念和生产和生活等，受到了官员和社员乡亲的好评和喜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们也的确深刻认识到了真正的国情，也锻炼了自己的吃苦精神，学到了许多劳动技能和处理人和事的方法等等。
所有这些，在短期内可以使自己有一种自身价值实现的感觉，在正式参加工作后，也可形成一种满足感，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上进的渴望等。
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也如他们在50多年后，有资格回顾自己这一生的时候所说的：“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山庄，同时也改变着我们自己，艰苦的生活和劳作，砥砺了我们的意志和品格，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永久的动力。
但凡是在农村奋斗过的老三届知青，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都会勇于拼搏奋斗，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会尽自已最大努力，拼搏出无愧于自己的那份人生。
……我们老三届知青在农村这些奋斗历程，固然不能说是青春无悔，但也应该是青春无愧吧。……奋斗着的我们并没有虚度人生。”（边振才《苦乐年华话作为》《文集》P15）
“青春无愧”！可以说是主流知青群体在别无选择中的自我救赎！
但是我也感到，就整体看来，作者们对上山下乡的反思有些不足。
主编东川在《后记》中说：编篡文集的目的有三：对自己有个交代；对子孙有个交代；为研究者提供素材。
个人认为，还可增加一条，反思上山下乡的得与失。因为上山下乡运动不仅仅影响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还影响了一代人以及他们家庭的命运，再上升一点看，由于教育的断层，它还影响到了国运！
我们作为身历其中的当事人，不仅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更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反思，为当代、为历史研究者、为决策者、为后人留下自己的认识和忠告。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黑格尔则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化为反思的形式。”
为文集作序的莫伸同学写到：“我注意到，文集中的大多数文章，都不仅写得生动传神，而且写到了后来的反思。”他列举了刘燕妮、马京晶文章中的困惑和反思。我有同感。
这里我仅就文集中许多宝鸡同学写到的“公粮负担”和“交公粮”的回忆谈谈自己的看法。因为，我参加工作后从事了44年的税收工作，对此话题相对熟悉一些。
马京晶、朱晓铭在《三星一队(司家湾)的历史变迁》中写到：
“1969-1971年队里种300多亩麦子，1969年收了4万斤麦子，1970年1971年收6万多斤麦子。每年交公购粮1万多斤，占20%左右，留公积金（10%）和公益金及牲口饲料外，好年景人均可分人均口粮近500斤。”（《文集》P 392页）
其中提到公购粮占总产量的20%左右（这是按1971年的产量计算的税率，如按1969年产量计算的话，则税率是25%）。应该说，这是属于很重的税率了。
纵向看，“自夏商周实行贡助彻以来，其基本税率‘其实皆什一也’，奠定了后世的‘中正’税率。‘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汉书》）
古代思想家认为：‘什一之制亡，则聚敛之臣起，而国日以削矣，民日矣贫矣。吁，乱是以作。’（宋•石介）也有比‘什一’更低的税率：‘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汉书•食货志》）但这毕竟不是主流税率，只在西汉年间实行过。
但思想家主张低税率的呼吁始终不绝于耳，管仲主张税率‘百取五’，白圭主张‘二十而取一’。明代的叶适则质疑‘什一岂得为‘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上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代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拙作《中国传统赋税文化批判》，《税收未被解读的密码》（上）P 10）
横向看：同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不但早就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对农民和农业一直给予很多补贴。
而我国当时，除过农业税繁重以外，还存在着劳役（如修路修水库等）、农业机械以及工商产品的工商税、还有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这些都可以算是农民和生产队的负担/暗税。
在农业生产力还处在以人力付出靠天吃饭的情况下，蛋糕做不大，国家拿走得多了，留给农民的自然就少了，吃不饱的原因由此昭然若揭。
许多在宝鸡插队的同学不约而同地写到了“交公粮”的艰苦和麻烦。
周汉城同学在《刘家坡记忆》中写到：
金华同学在《下乡趣事》中写到：
前者重点写了交粮的苦，后者重点写了交粮的难。但他们都没有写“为什么要交公粮？”。
在专制朝代时期，交粮/纳税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作为所有土地和人身的终极所有者，有权向子民收税，所谓皇粮国税是也。
但在现代社会，国民是国家的主人，虽然仍然需要交税，但其性质和方法及目的变了，就是国民同意交税，以换取政府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国民同意，也就是必须通过人大授权立法允许政府征收；二是政府是国民的公仆，税收只能用于上述公共产品和服务。
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所以现代社会税收的这一特点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加之民主和法制极不健全，所以国民只有义务意识，没有权利意识。只知道要交公粮，却不知道争取个人和集体的权利的就不奇怪了。
加之我国当时实行的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体制，在财政分配方面，偏向城镇，忽视农村，就更导致了农村的发展缓慢，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极不健全。
举个例子，城镇供电，有哪个城里人被派去出义务工拉电杆，栽电杆？但在农村输电，就得生产队派人拉电杆等等。没有人觉得不公，反而感激涕零。
要说，这也是农村、农业、农民落后、生活艰辛的重要原因。
周汉成同学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
他看到了现象，但没有捅破问题原因的一层纸，这就是体制的不合理，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同学们不约而同写到，改革开放后重回故地，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原因说到底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
而能够做出改革开放正确决策的基础，就是对文革以及之前17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方位的反思！
周抗美同学的四首诗中，我特别喜欢《想起那头老黄牛》，蕴藉而有哲思。值得一读再读！
明·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有句：“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
我特别欣赏莫伸同学的序言！恕我偷懒，把他的结尾抄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以示我对这位学长的尊重和致敬！ 岁月如烟，不知不觉中，插队生活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 这半个世纪，是近代史上中国变化最快也最大的阶段。
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阶段，既有心酸，也有甘甜。 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幸运是什么？
相信一百个人回答，可能会有一百种答案。
而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们最大的幸运在于，引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倘若不信，退回去试试。
曹钦白读本 知青，中国农民的额外税赋
我在西王庄插队的日子
想你的时候
点点滴滴在味蕾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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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 | 曹钦白：知青下乡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别无选择中
的自我救赎
粮食收回，碾打晾晒完毕，首先要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我队交粮定点是固川粮站，距离将近20里路。夏秋两季，送粮都是一年中的大事，凡是能去的都不许落下。
那一天，人背牲口驮，一溜人走在蜿蜒的山路上，前呼后应蔚为壮观。
运粮所用的袋子是用粗毛线或粗棉线编织而成，细长，叫做‘桩子’，每袋可装一百多至二百斤，装满搭在牲口背上两端下垂，人背最多三斗（约105斤）。队伍先从坡上走到河下，接着向南，在河谷里行走五六里路上山，经过四家坪村的几户人家，一直上到很高的山梁。
在山梁上可以俯瞰连绵的峰峦，远望巍峨的秦岭。然后顺着陡峭滑溜的石坡一直下到沟底，接着又上山，翻山下去，过铁路才到固川小街。
我每次只能背二斗粮食大约70斤。1969年夏首次交粮，我走不多远就要靠在山坡上歇一歇，一路上不知出了多少汗，歇了多少回。
到达后，衣服湿透，肩膀被绳子勒破，汗水渗过袋子把许多粮食塌湿了。粮站拒收，让我摊在水泥地上暴晒，两个小时后才过关。（《文集》P352）
夏收过后，开始到宝鸡西关粮站交公粮，人背车拉驴驮，要走几十里，顺利的话，早上去，中午交完，吃顿午饭，下午在城里转转，晚上即可返回。若遇到麻烦，当天则难以返回，还要在宝鸡露宿一晚。
何谓‘麻烦’？就是遇到了西关粮站交公粮的挤成了一团，秩序混乱，半天轮不上你交粮，还有就是遇到粮站收粮的人士刁难，硬说你的麦子没晒干，让你找地方再晒一天才收。
社员们一般遇到这种事只能乖乖地听任人家使唤，当天交不上，风餐露宿一晚。
后来知青们主动请缨交公粮，情况大为好转。
首先是知青会抢占有利地形，几个人把收粮员桌子一围，把其他人挡在一边，谁想朝前挤就和他翻脸，其次，收粮员一看是知青在此交粮，给社员耍的威风顿时有所收敛，对麦子的干湿把握也就放宽了几分，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通过验收。（《文集》P73）
下乡三年，我们给农村带来了一点城市文化，担当了一些他们紧缺的职责，奉献了年轻的劳动力。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村民的生活习惯，使当地的文明水平有所提高。然而这些都是很短暂的。
与此同时，同学们受了太多的苦痛，耽误了求学的大好时光，身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我们曾经试图改进村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模式，结果基本以失败告终。（《文集》P358）
想起那头老黄牛
在特殊年头同乡亲们一样
瘦骨伶仃满面苦忧
想起那头老黄牛
生产队最忠实的强劳
人们鞭杆下的奴囚
超负荷耕耘却很少发怒
想起那头老黄牛
有一天突然累倒地头
面对屠刀
它双眼溢出两行浊泪
浊泪未锈
乡亲们提着一块块带血的牛肉
满脸堆笑回家享受
昨夜梦中
我又回到那个逆来顺受的岁月
我又走到那道步履维艰的犁沟
泪流满面的那头老黄牛突然奔来
冲我怒吼：老路不能再走
（《文集》P363）
《我们上山下乡的日子
陕西师大二附中
老三届知青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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